與母親分開十年之後，我帶著對父親去世的疑惑，從阿根廷啟程到台灣去見我的母親。我們邊喝啤酒邊抽煙，聽她緩緩道出自己所掌握的少量消息情報，卻沒有太多答案。我的第二趟旅程有了不同的意義，我開始意識到：母親就像東方社會的女人一樣，奮鬥不懈只為了在性別歧視的世界中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…
